村里的何大壮曾是某位高官的参谋,但“参谋不够长,放屁也不响”
,他在军队里混得也不怎么样。
儿子做官,娘就气盛。
平分土地时,大壮他娘指着地头上有好几棵大杨树的好地说:“这块儿地,我要了!”
别人也不敢说什么。
何大壮后来找了找关系,军队给了他一些钱,让他复员回家。
回家后,他先叫人砍树。
他掏钱请人做棺材,让他叔叔管账。
结果,树砍光了,卖棺材的钱被他的叔叔吃喝玩乐花光了,让人可笑。
大壮岁数不大就死了。
王老牛,外地人,解放前就在东华村教学。
开心他爸说:“王老师每天早起必大声朗读,书读得最好。”
解放后,村里修烈士碑,需要一位撰写碑文的能人,村长自然想到了王老师,他的书法写得最好。
碑石买来了,就看王老师的了。
只见王老师研好了墨,拿出他最好的毛笔,饱蘸墨汁,略加思索,趴在碑上,片刻之间碑文写成。
众人围拢观看,一片叫好。
其实,人们大部分是文盲,他们可不懂什么是间架结构,什么是布局留白。
他们看到王老师写的和大书上的文字一模一样,都是方方正正、一笔一划一丝不苟,真是绝了。
碑文晾干之后,蒙上大红布,村里找人把它拉到临近的县里去雕刻。
石碑刻好了,有人提议把它立在关帝庙里,那样所有的人都是在跪拜英雄。
大壮他娘是个老封建,她怕烈士英雄镇住了关帝爷,仗着他小子是参谋,就狠狠地喷了人家一脸说:“还不立在你娘屄旁?!”
吓得那人不敢吱声了。
最后,人们把石碑立在了村东北边的果园里。
那里,春天梨花盛开,秋天梨香满园,烈士们会感到欣慰。
文革后,那块石碑被人推倒,成为了过路石,开心看见字不错就拓过一次碑文。
二零一五年后,石碑重新被搬回原址,并在它的前面又立了一块纪念碑,碑文一字没改。
文革中,王老师被人诬陷攻击。
由于他教过的人太多了,人们也不好意思批斗他,但校领导却处处排挤他,不让他教课,隔三差五让他做检查。
他心灰意冷,加上他也老了,就退休回了老家。
据说,他没过几年就气死了。
现在,开心他爸这一辈人一提起王老师就觉得挺惋惜的。
平分土地时,东华村张地主找了一张白纸,用笔记下:“某某某分了我东屋,某某某分了我西屋,某某某分了我北屋……”
结果,他没保存好纸条,被平分土地的人员查到了,吓得他跑到了山西,在他远亲家当了一名工人,老死也没有回来。
过去,南边李家庄住着个小姐叫王大丽,是个外地人。
东华村的水柱活着的时候常和他来往。
人们逗她为什么光来找水柱。
她把手绢向人家脸上一抛,娇嗔道:“他欠我钱!”
当年,城里的电影院刚开张,她就带领一大帮李家庄村民去看电影。
到了电影院门口,她站在门边,把手一挥:“冲!”
人们喊叫着蜂拥而进。
看门的不知她的底细,看她的穿戴与众不同,吓得也不敢管。
文革前,振兴曾在一家工厂给人家做饭。
老李和老周轮流看门,一人一天。
两人脾气不合,谁也看不上谁,互相不说话。
一天,老李忘了自己是哪一天值班,结果,造成两人一块儿看门,一块儿休息。
老板知道后,就派振兴去调停调停。
振兴给他俩讲了个故事:古时候,有两个车夫老赵和老李。
两家隔河相望,一桥相通,桥面窄,只容一车通过。
有一回,两人驾车去河对岸办事,回来时两辆车堵在桥中央。
平常,两人就不说话,现在更是默不作声,谁也不让步。
到了傍晚,老赵的儿子来了。
老赵对儿子说:“回去把草料带来,今儿晚上我就不回去了!”
一会儿,老李家的儿子也来了。
老李对儿子说:“回去告诉你娘,我和她离婚了。
就是死,也得死在桥上。”
两人听了哈哈大笑,调停好了。
一天,振兴拉着老李洗澡去,当他看到老周向他俩走来时,扭头就往回走。
振兴想:“得,还得调停。”
1960年,东华村村长派昊天领着几个人去承德买两台变压器。
当时,何一山在承德当官,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他们一屁股坐下去,又猛地窜起来,嘴里喊着:“啥玩意,这么软!
这么弹!”
他们第一次坐沙发,坐惯了冷板凳的屁股不习惯。
一台变压器五千元,他们又买了些高压线。
当年,东华村开始用上了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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