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风卷着鹅毛大雪，将天地搅成一片混沌。
厂区角落里的练武场，葛根柱鹤银须迎风飘动，正带着徒弟们扎马步。
陈国兴哈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霜花，忍不住开口：“师傅，最近厂里好多人在十字路口烧纸送寒衣，您说这能有用吗？”
“这算啥！”
葛根柱沉腰力，脚下积雪“咔嚓”
作响，“现在讲究少了，搁以前在山东，从人咽气到七七祭日，烧纸规矩能列满一箩筐！”
他抬手抹了把眉毛上的雪，浑浊的眼睛里泛起追忆的光。
陈国兴搓着冻僵的手接话：“山东是孔孟之乡，葬礼规矩肯定多。
我小时候见过村里老山东人办白事，现在倒记不太清了。”
“你们年轻人忘性大！”
葛根柱摆了个云手，呼出的热气在面前氤氲成团，“大户人家在人走前就得备好装老衣，寿衣讲究七领五腰，布料得用绸不用缎——‘缎子’谐音‘断子’，不吉利。
人一咽气，得赶紧穿寿衣，要是光着身子走，会连累子孙后代。”
郝建国踢开脚边积雪，好奇道：“棺材也有讲究吧？”
“那当然！”
葛根柱屈指弹了弹袖口的雪粒，“有钱人家用柏木、楠木，板材厚得能挡枪；穷苦人家的薄皮棺材，敲着都空。
入殓后得停灵，短则三天，长的能停七七四十九天。
停灵时得供长明灯，夜里还要‘送路’，孝子举着引魂幡，一路撒纸钱到村口……”
陈国兴听得入神，忍不住追问：“下葬也有说法？”
“学问大了！”
葛根柱跺了跺麻的双脚，“要请阴阳先生算时辰、看风水，落葬时讲究‘头枕山、脚蹬川’。
往后逢一七、三七、五七，都得摆供烧纸。
周年、清明、鬼节，更是雷打不动。”
他突然顿住，声音有些闷，“我爹去世那年，隔着千山万水给我托梦。
等我收到家书，人都走了一个多月，只能朝着山东方向烧纸，那讲究，光黄纸就得用铜钱挨个穿孔……”
郝建国收势站直，呼出白雾在阳光下散开：“现在简单多了，领导念段悼词，大伙鞠个躬，入土为安。”
“可别一概而论！”
陈国兴拍了拍身上的雪，“老百姓的白事是省事，当官的葬礼规矩还是不少。”
“这话在理。”
郝建国抹了把脸上的雪水，语气带着几分感慨，“就说厂里，住房按级别分，看病用药有差别，坐火车卧铺都分三六九等。
活着待遇不同，死了安葬规格也天差地别……”
葛根柱缓缓收功，掌心在胸前合十：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强求不来。
就像李文化，那么好的人说没就没。
咱们能做的，就是把眼下日子过踏实。”
他望向远处积雪覆盖的平顶后山，那里新添的坟头在风雪中若隐若现。
这场关于生死的议论，却在厂里掀起不小的波澜。
安合英在宣传栏贴出大字报，将烧纸斥为“四旧复辟”
；徐志海在干部会上不点名批评党员参与迷信活动，语气严厉得让会场落针可闻。
而此时的三线厂，正经历着一场热火朝天的变革。
铸造车间的工人们背着铺盖卷，奔赴兄弟单位学习铸钢管技术；来自四川、包头的技术骨干，顶着风雪加入建设队伍。
1975年12月初，当第一炉合格铸钢管在冲天炉中诞生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穿透了漫天风雪。
厂务会上，宋东方举着搪瓷缸，热气模糊了镜片：“邓副总理提出的三项指示，尤其是‘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’，郑维岩同志在项目推进上就是表率！”
他的目光扫过人群，落在低头记录的纪广才身上。
纪广才推了推眼镜，翻开笔记本：“这三项指示字字珠玑！
安定团结是根本，反修防修是红线，经济建设是保障。
咱们三线厂作为军工企业，更得扛起担子！”
刘忠臣猛地站起，工装口袋里的钢笔滑落，“啪嗒”
掉在地上：“质量就是军工的命！
炮弹要是炸膛，那是要拿战士的命开玩笑！
科技人员不是臭老九，是咱们厂的宝贝疙瘩！”
1975年12月17日康生去世，周一生产例会上刘忠臣提议大家起立默哀，会后刘海福来到刘忠臣办公室聊起了康生去世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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